玻璃在古代中国的奇妙旅程

　　出自法门寺地宫的玻璃唐代刻纹玻璃盘。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冯雪供图

　　“贞观——李世民的古代盛世长歌”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。展览汇聚15家文博单位的中国249件展品，以唐太宗李世民的妙旅成长经历为线索，再现“千古一帝”的玻璃人生历程，以及由他带来的古代盛世繁华。一件出自法门寺地宫的中国玻璃盘，静静地躺在展柜中，妙旅发着淡蓝的玻璃幽光，把我们的古代目光引向历史的深处。

　　咸通十四年（873年）三月，中国唐懿宗举行了唐代规模最大的妙旅一次迎佛骨活动。从长安到法门寺的玻璃三百里间，车马喧阗，古代昼夜不绝，中国王公大臣，竞相膜拜。这种狂热的崇拜活动并没有佑护这位虔诚的皇帝，七月，懿宗驾崩。第二年正月，僖宗将舍利归还于法门寺地宫，并将大量绝代珍宝供养于塔下地宫。

　　据地宫出土的物账碑记载，整个地宫被布置得“穷天上之庄严，极人间之焕丽”。在这些文物中，有6件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刻纹蓝玻璃盘。展览中的这件玻璃盘保存完好，为无模吹制成形，通体蓝色，晶莹光洁，盘面刻满纹饰，主体纹饰为以双线勾勒出的十字形框架，盘心为正方形方框，方框外刻四个拱门形状的尖瓣，与中心方框组成四个“米哈拉布”纹样。

　　文物专家阿卜杜拉·马文宽先生在《伊斯兰世界文物在中国的发现与研究》中解释，“米哈拉布”（mihrab）是伊斯兰教清真寺大殿的礼拜龛，“在世界各地的伊斯兰建筑上的门窗均采用米哈拉布的形式”。

　　米哈拉布的四个尖瓣内各刻一朵五瓣叶子植物纹（有的学者称为枫叶纹），尖瓣之间也饰以植物纹。制作工艺是在玻璃成器之后，用比玻璃更为坚硬的工具在其表面浅刻花纹，加以描金，从而使得玻璃盘更为华丽。

　　玻璃的主要原料是硅酸盐岩石中的石英。石英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，但单纯的石英熔点很高，需要1700℃以上的高温，如加助熔剂可降到1400℃以下。最好的助熔剂是纯碱（碳酸钠）。地中海东岸分布有大量的自然纯碱，所以很早这里就烧制出了玻璃。

　　传说一艘欧洲腓尼基人的商船，满载纯碱，航行在地中海沿线，由于海水落潮，商船搁浅，于是船员们登上沙滩，搬来木柴，并用几块纯碱作为大锅的支架，在沙滩上做起饭来。后来发现，锅下面的沙地上有一些晶莹明亮、闪闪发光的东西！这就是最早的玻璃。

　　石英含有少量的铁，铁在一般情况下，使玻璃呈现绿色，很像绿松石。湖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——越王勾践剑，剑身上有八字鸟篆错金铭文：“越王鸠浅（勾践）自乍（作）用銓（剑）”，剑身一面装饰着绿松石，一面装饰有两块蓝色的玻璃。所以，在古人的心目中，玻璃是高档绿松石的替代品。

　　西方的高档玻璃器和玻璃制造技术，曾经多次传入中国。439年，雄才大略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攻灭北凉，结束了西晋之后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。丝绸之路再次畅通，北魏的首都平城（今山西大同）成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，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频繁，一段有关玻璃制造的佳话由此产生。

　　玻璃古称琉璃，玻璃是南宋之后才逐渐推广的名称。《魏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：“世祖（太武帝）时，其国（大月氏）人商贩京师，自云能铸石为五色琉璃，于是采矿于山中，于京师铸之，既成，光泽乃美于西方来者。乃诏为行殿，容百余人，光色映彻，观者见之，莫不惊骇，以为神明所作。自此，国中琉璃遂贱，人不复珍之。”

　　在大同地区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，不断出土有玻璃器，其中既有典型的外国样式的玻璃器，也有从器型到成分检测都能证明是中国所产的玻璃器。这些国产的玻璃器呈现湛蓝的色彩，如同现在大同的蓝天，所以又被称为“大同蓝”。这些“大同蓝”玻璃器的出土，可以证明《魏书·西域传》中关于玻璃器的记载所言不虚，而且制作玻璃器的原料，就在大同附近的山中。只是由于在传统社会，技术的拥有者时常秘不示人，因此技术本身也容易失传。

　　乾隆特别喜欢玻璃制品，写过多首与玻璃有关的诗，其中一首称玻璃“内外洞达称我心，虚明映物随所受”。玻璃具有其他天然材料所没有的晶莹剔透的特性，与佛法的自性清净相合，因此被佛家视为七宝之一，在佛教盛行的南北朝时代被大量引进。

　　公元7世纪，阿拉伯国家兴起（唐朝文献称为大食），大食继承了罗马玻璃器和萨珊波斯玻璃器的制作工艺的精华，又将伊斯兰文化及风格融入其中。随着大食与唐王朝的交往，制作精美、装饰华丽的玻璃器大量传入中国。

　　除陆上丝绸之路外，唐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日渐繁荣。唐大历八年（773年），岭南节度使陆嗣恭在平定哥舒晃叛乱时，在广州“诛戮舶商，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”（《新唐书·陆嗣恭传》），并将掠夺来的九寸琉璃盘献给代宗，代宗“以为至宝”。

　　“学问即使远在中国，亦当求之”，在唐代，有正史记载的大食国遣使来朝多达39次，而民间的往来更加频繁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文明因互鉴而丰富。

　　（作者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）

　　杭侃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